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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之适用困境与应对对策探讨

时间:2017年12月25日 10:55 来源:山西新闻网法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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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和解作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改革,它改变了传统刑事司法中的国家本位,强调了对被害人权利的救济,是破解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弊端的良药。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为司法实践中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提供了一个新契机,自西方国家相继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后,我国的各个地区对刑事和解进行了广泛的实践。2012年修正、2013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第二章中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规定,这项制度的出台,为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司法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刑事和解的适用更加有法可依,程序更加规范细化。但是,作为一项新的制度,随着司法机关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不断深入,其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因此,针对刑事和解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一、刑事和解在司法适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与被害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双方当事人就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事项进行协商,并达成和解协议书,司法机关据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诉讼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是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改变了传统刑事司法中的国家本位,主张对被害人权利的救济,旨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与被害人进行沟通,以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赢得被害人的谅解,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并获得从宽处理,它的司法适用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被害人而言,刑事和解契合了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思想,改变传统刑事司法只注重打击犯罪而忽视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做法。一方面,被害人通过刑事和解可以使其获得物质赔偿,最大限度的弥补其因被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是对其权利受损进行的有效救济;另一方面,通过犯罪嫌疑人对其赔礼道歉,使被害人的愤怒情绪得到安抚、精神损害得到慰藉、心灵创伤得以恢复。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通过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可以使其获得从宽处理;通过对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反思、自省,真正认识到犯罪对他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促使其接受教训,避免其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对社会而言,刑事和解属于恢复性司法,通过刑事和解可以使因犯罪而受损的社会关系进行有效恢复,对于刑事矛盾的化解、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国家司法而言,刑事和解符合当前的轻刑快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快速结案,可以使司法办案人员集中精力办理疑难案件,有效地提高了司法办案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

  二、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规定不尽完善,加之各种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领域发挥作用有限。概括起来,刑事和解在司法适用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经济赔偿数额悬殊

  当前,《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赔偿数额、范围未作规定。实践中,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刑事案件,一般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就赔偿数额进行协商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具体明确的赔偿标准进行参照,导致在实践中被害人漫天要价,而犯罪嫌疑人为获得从宽处理而不得不满足被害人要求的情形时有发生。如在两起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交通肇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均致一人死亡,事故造成的损害大致相当,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后,一起案件赔偿被害人方46万,另一起案件赔偿了被害人家属85万,两起案件性质相似,但赔偿数额却差距甚大。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应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经济赔偿数额与其所造成的损害和赔偿能力是否相适应”。可见,刑事和解协议中的经济赔偿数额应当与加害人造成的损害及应承担的责任相适应。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办案人员往往只注重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自愿性进行审查,而鉴于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双方当事人确定的赔偿数额不作过多干涉。

  (二)有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嫌

  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意味着,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种族、性别、宗教、财产情况等的不同而遭受歧视或享受特权。我国法律规定刑事和解是“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但不得不承认,实践中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方式以向被害人赔偿经济损失为主。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同类相似案件,经济条件优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后,由于有能力赔偿被害人损失,因此能够获得司法机关对其从宽处理的结果,而对于一贫如洗的犯罪人而言,即使真诚悔罪,但苦于经济条件有限,因无力赔偿而无法达成和解,导致性质类似的案件最终获得的刑罚却大相径庭,造成了“同罪不同罚”的尴尬局面,这种现象的存在引发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质疑。

  (三)司法实践中饱受“花钱买刑”的质疑

  实践中,有些人在对刑事和解的认识理解上有偏差,对其认识还停留在字面意思上,认为刑事和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就“刑事责任”进行协商沟通,双方就刑事责任达成和解协议并进行赔偿后,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从宽处理,认为刑事和解就是对刑事责任进行和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些人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是“钱”与“刑”的交易,因此在实践中刑事和解饱受“花钱买刑”的争议。

  之所以把刑事和解等同于“花钱买刑”,除了部分人对刑事和解认识上有偏差、观念上有误解有直接关系外,与刑事和解的不当适用也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济赔偿是刑事和解的主要方式,和解协议的达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赔偿,而刑事和解案件中经济赔偿的数额往往高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数额;另一方面,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给付经济赔偿后,更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宽处理。因此,刑事和解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花钱”与“减刑”的因果关系引发了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质疑。

  (四)规定的模糊性导致实践中刑事和解利用率低

  《刑事诉讼法》第27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有主持刑事和解的权力。虽然我国从立法上对刑事和解作了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如对刑事和解如何启动、如何操作、如何监督等都未作规定。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刑事和解在司法适用上极易发生不规范的情形,司法办案人员往往因为观念上的差异、理解上的分歧和操作上的困难,惧于违法风险而规避适用,使得司法办案人员在刑事和解的适用上无所适从、缺乏主动性,加之案件当事人多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对刑事和解知之甚少,导致实践中刑事和解的适用率较低,影响了和解制度的适用和功能作用的发挥。

  (五)适用范围不规范

  在刑诉法在对刑事和解作出规定之前,全国各地就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丰富的探索实践,出现了许多刑事和解的规定和案例,刑事和解不仅在轻微犯罪领域运用,在一些严重犯罪甚至死刑案件中也出现了和解的身影。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了刑事和解制度,规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但由于该规定比较概况,导致了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把握不准、适用不规范。一些不符合刑事和解范围的案件,如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如危险驾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中的合同诈骗罪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中的寻衅滋事罪等也纳入了刑事和解范围。

  (六)和解过程中重结果轻过程

  刑事和解中,赔偿只是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的方式和手段,而非目的,但是在实践中,当事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大多数围绕赔偿问题而进行,而往往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原因、行为危害、犯罪后果等犯罪问题进行沟通,使刑事和解异化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间的金钱交易,导致刑事和解成为了讨价还价的博弈战。在部分刑事和解案件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等原因,往往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作为赔偿义务人代替其与被害人进行和解,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很难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往往是为从宽处理而争取和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害人通过和解得到了赔偿,但并非是对加害人真正谅解,因此,刑事和解的恢复性价值并未实现。

  三、应对刑事和解制度困境的对策

  (一)完善刑事和解赔偿标准规定

  鉴于我国立法上对刑事和解赔偿标准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赔偿数额悬殊的实际情况,完善刑事和解赔偿立法很有必要。要建立完善刑事和解赔偿标准,如对赔偿范围、赔偿标准、赔偿计算方法等进行立法规定,为实践中刑事和解赔偿数额的确定提供立法依据。同时,针对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不同的实际情况,可设定一定的增加或减少比例,允许刑事赔偿数额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二要建立健全司法机关审查机制。司法机关除应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外,还要重点对经济赔偿数额进行审查,判断经济赔偿数额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造成的损害、经济赔偿能力、其应承担的责任是否相适应,防止刑事和解经济赔偿数额畸轻畸重。

  (二)建立国家补偿机制,防止刑事和解沦为有钱人的游戏

  针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真诚悔罪却因赔偿能力有限而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问题,建议国家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加害人实施犯罪行为后,由于其赔偿能力有限,由国家对被害人及其亲属进行一定经济补偿。可由加害人提出申请,在加害人同意将来偿还并提供担保的基础上,由国家先行垫付赔偿金。建立这项制度,不仅可以补偿抚慰被害人,使其愿意接受和解,还可以让真诚悔罪但又无经济能力的加害人通过达成刑事和解而获得从宽处理。因此,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执行很有必要。

  (三)促进刑事和解赔偿方式的多元化

  在司法实践中,经济赔偿是达成刑事和解的主要方式。要改变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直观印象,就要拓宽刑事和解赔偿的方式,除赔礼损失、赔礼道歉外,还可增加社区服务、公益活动、为被害人提供劳务等方式。通过刑事和解方式的多元化,赋予经济拮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和解的可能性。

  (四)明确主持和解主体的职责

  应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具有告知义务,经审查,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应在一定期限内告知当事人可以和解,并告知相关权利和义务。达成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对和解内容进行审查,如和解是否自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被害人方是否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是否存在威胁、欺骗等情形,经审查合法后,需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自此,和解协议书生效并具有法律效力。

  (五)拓宽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和解的范围限于渎职犯罪以外的过失犯罪和轻微刑事案件,但是,除此之外的犯罪如经济类犯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对被害人而言,获得经济赔偿比犯罪嫌疑人获得刑罚更具有现实意义,双方当事人通过缓和的方式往往能够更好的解决纠纷。因此,建议适当拓宽刑事和解的范围,轻型的经济类犯罪也应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

  (六)完善刑事和解过程的程序规定

  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项诉讼行为,应当对当前和解过程进行规范,增强和解过程的情景性。如对犯罪的主观方面、行为造成的危害及责任承担等应由犯罪人和被害人进行充分沟通协商,通过坦诚交流,使加害方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真正进行反思,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进而以和解过程中的表现来衡量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

  “法虽然是严肃的,但法的最终追求是追求至善,既要把犯罪的人惩罚了,又要让善良的人感到安慰。”希望通过制度的完善,促进实践中刑事和解适用的规范化,以实现刑事和解的制度初衷。(张国忠 韩玲玲)

(责任编辑:贾乔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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